我贡献一波新闻素材，看对您有没有用：
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，我国已经建立在少年儿童保护领域建立起了严密的制度体系，但是不容回避的是，少年儿童保护事业总是会出现一些新问题，新挑战，需要我们共同关注。
在问题层面，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性侵问题，我认为这类事件频发的原因有三：
1.少年儿童在面对侵害事件中自救能力不足。
（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单一性，以及留守儿童现象，都是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）
2.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与现实情况存在落差。
（前些时间的王某某案尤其凸显了这一问题）
3.未成年人网络、性、安防教育课程缺乏实用性。
（老生常谈，但是仍然存在）
在应对层面，本人提不出什么切实有效的建议，但是可以把我认为有效的措施汇总一下，供大家参考：
1.未成年人安全防护需要家庭、学校、社会、司法各界共同发力，这是一个基本原则。
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海霞曾于2020年6月28日央视新闻中提出，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规定已经细化到前所未有的地步，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，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，尤其是年幼的孩子，他们对危险和侵害的认识往往很模糊，家庭、学校、政府、社会应该共同发力，保护要全方位覆盖，尽可能不留死角。
我认为海霞这一主张是符合实际的，我国当下在未成年人法律保护制度方面存在缺陷，但是制度的贯彻实施同样是需要关注的问题。
2.具体措施应该坚持“刚性措施为主”，“柔性措施为辅”。
所谓“刚性措施”，即严格落实监管防护主体责任，带动家庭、学校、社会、司法各界全力参与进未成年人保护事业中来，具体包括:
(1)充分运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措施，充分发挥司法的保护机能与教育机能。
(2)建立健全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。
（3）不断更新、完善互联网信息监管技术措施.
（4）“督促监护令”从源头落实父母的抚养、监管与教育责任。
所谓“柔性措施”，即我们传统意义上对未成年人的教育、引导措施。
其中，由于少年儿童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学校，把安全教育纳入课堂教学刻不容缓。
不少学校开设的安全课程过于偏重技术指导，缺乏实践性，甚至与未成年人日常生活存在脱节，亟待进一步丰富、完善。
说完这些长篇大论，我再引出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与大家探讨：
我认为我国刑法关于猥亵儿童罪的规定有以下三点问题：
1.强制猥亵罪本身没有明确情节恶劣的具体情形，这种缺陷对猥亵儿童罪的定罪量刑也产生了不利影响。比如人数众多，造成轻伤害这些情节，是否属于情节恶劣？
2.猥亵儿童规定在强制猥亵罪的框架内，导致司法实践中关于强制猥亵罪的观点也可应用于猥亵儿童罪，在我看来是不太妥当的。比如强制猥亵与强奸未遂具有同质性的观点。
3.刑法缺少对强制猥亵儿童行为的规制，导致这类行为的量刑幅度和猥亵儿童相同，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。
